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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2001年６月出版的《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书中指出：在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初荷兰队首轮惨败，提前出局遗憾失利，美国与其说需要一项具体政策，不如说更需要一个长期的理念，“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需要制定一项涵盖无限期未来的全球战略。……如果美国不学会如何去区分自己必须做什么，想做什么，能做什么，那就会耗尽自己的心理和物质资源”。今天的美国依然没有找到自己正确的全球战略。

《大国兴衰》的作者早在1987年就指出：由于中国形成了B体育“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大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从大战略的角度解析大国兴衰，从大战略的高度透视领导境界，就不难看出美国“领导世界”失败的致命伤。

布热津斯基在《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中指出：在冷战后的三位美国总统，他们领导世界的通病是“战略病”，就是战略层次上不去。他指出：老布什“是一个超级的危机管理家，而不是一个战略设计家”。其“原罪”是在“非传统的环境中奉行传统政策”，因此，当整个世界体系处于变动可塑状态，并且普遍对于美国的政治领导和道德领导给予积极响应的时候，在旧的世界体系崩溃、新的世界体系急切需要设计和构造的时候，却没有给人类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梦想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他的因循守旧，使美国失去了冷战胜利这样一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具有更大意义的机遇，美国没有抓住这个伟大的机遇塑造一个伟大的新世界。

布热津斯基指出：克林顿虽然具有很强的领导才能和鲜明的领袖气质，但是他的“原罪”在于“缺乏战略进取心”，缺乏战略的一致性，他用“全球化”的华丽辞藻，来逃避制定和实施现实而长远的战略规划，因此总是被眼前的问题困扰，被国内的政治势力左右。他在美国没有全球对手的情况下，没有抓住机遇创造一个更为广泛的融合世界的架构，世界的反美情绪愈积愈深，而美国却几乎浑然不觉。克林顿“善意的无能”，使美国的战略机遇继续流失。

布热津斯基指出：小布什是一位“灾难性的领导”。他虽然具有强烈的执着和难得的勇气，但是唯独缺乏对于复杂世界的了解，而且还有容易教条化的习性。“9·11”事件给了美国一个锻造全球同盟的难得机遇，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却完全变成了单边主义和教条主义，“如果你不与荷兰队首轮惨败，提前出局遗憾失利我们为伍，你就是与我们为敌”，成为以“战时总统”自居的小布什最响亮的战斗口号。结果是，美国的反恐，使世界感到惶恐。

冷战后，“当美国领导地位总体上受到世人欢迎的时候，美国却缺乏一种更宏大、更雄伟的方向感来引导世界。美国超强的军事地位，本身并不能为一个正处于广泛政治觉醒的风口浪尖之上的混乱世界提供所需要的答案”。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随着冷战结束，世界正呼唤一些更具雄心、更为重大的、更具远见的东西。权势本身已经不能包含人们已经被唤醒的渴望”。“历史呼吁世界总体的远大设想……它也呼吁一种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种创造性的全球性架构。”美国的遗憾和悲哀在于，“三位美国总统缺失的是把握时代精神的战略悟性”。而这种缺失，不仅由于领导者的个人气质，也与外交团队的素质，与美国的政治思潮和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冷战后全球政治觉醒的特征变化有关。这诸多因素的合力，加剧了三位美国总统缺乏战略悟性的严重性、危害性。

可以说，冷战后的美国，进入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在这样一个“战略型时代”，却没有产生“战略型总统”，没有抓住机遇塑造美国和世界的未来，没有开辟划时代的新局面，反而迅速陷于战略困境。有机遇，无战略，这是美国领导世界20多年的又一个教训。今天的美国精英们矢志要捍卫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雄心勃勃要再领导世界100年，但是他们没有提出建设新世界的战略设计和长远规划。

领导世界，需要权力，更需要战略。基辛格在2001年出版的《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指出：“处于巅峰的美国现在处境尴尬。面对有史以来也许是最深远、最波澜壮阔的巨变，美国提不出反映新现实的理论。冷战的胜利滋生了自满情绪，对现状的满足导致人们把政策看作是老一套内容的延续。随着美国经济的蒸蒸日上，决策人开始把战略与经济混为一谈，看不清美国技术引起的巨大变化带来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上的后果。”美国把经济与战略混为一谈，美国陷于“战略的贫困”。

基辛格认为，美国在冷战后没有搞出新的大战略，是由于三代人没有形成共同认识。他指出：“在当今世界中，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然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迟迟制定不出一项连贯的全球战略，根本原因在于三代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大相径庭，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各执己见。争执的三方分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推行冷战战略的老一代人，他们想在新千年里走老路；越南战争时期反战运动的骨干分子，他们想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用于新的世界秩序中；受自己时代影响长大的一代人，他们无法理解冷战时期一代人的观点或是越南战争时期反战者的观点。”“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冷战后的一代人投身华尔街或硅谷的热情，不亚于当年他们的父辈投身公职的热情。这反映了人们重视经济问题甚于重视政治问题。人们越来越不情愿投身政治的又一原因是，在政坛上毫无个人隐私可言，不少人因此身败名裂。”

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新的世界，领导这个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战略视野，需要创造新的战略。而走上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却创造不出领导世界的正确战略，也就担负不起领导世界的重任。

　　世界领袖国家，百年更替有规律

21世纪的美国，应该树立科学的“世界第一观”，树立民主的“世界领袖观”。世界第一，从来就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世袭特权。古代世界“大国有兴衰”，近代世界“冠军有更替”，21世纪的国际赛场也会“竞争出新秀”。在近代国际舞台上，“世界第一”是世纪一循环、百年一更替。而首先提出和揭示这一循环更替规律的恰恰是美国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在1985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一书中，提出了“长周期理论”，揭示了世界政治运动中的周期性规律。他指出，自从1494年以来，世界每隔100年到120年便产生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超强的世界领导国。他认为先后涌现的几个领导国，分别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世界第一，大致是以百年为一个任期。美国原来不是世界第一，美国也不可能永远是世界第一。美国没有垄断和世袭“世界第一”的特权与能力。

美国人的聪明和高明在于，当美国人还不是世界第一的时候，他们就制造了一种世界舆论，一种“夺冠”理论，好像美国人是天生的世界第一，是天然的世界第一，是被上帝选择和指定的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是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这为他们走上世界第一提供了理论根据。

当美国人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他们又提出了一种“卫冕”理论，就是世界第一只能由美国人来当，谁要想与美国争第一，就是挑战美国，就是侵犯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实行遏制和打压。美国国力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已经超过百年了，陷于危机困扰和国势衰落的美国，面对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中国，最害怕和恐惧的事情，自然就是失去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二。

【来源：《霸权的黄昏》刘明福/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授权】

　　图书信息

书名：霸权的黄昏

著者：刘明福 著

书号：ISBN978-7-5162-1412-1

出版时间：2017年1月

　　◎ 内容简介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提出的。而新型大国关系，首当其冲就是要处理好“崛起大国”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关系问题。作者长期跟踪中美关系，在深入研究美国称霸世界的历史后，提出中美关系的前途，不是霸权的更替，而是霸权的终结。中美双方竞争而非战争，决赛而非决战，冲刺而非冲突。未来中美两国，都要将“无霸世界”作为自己的使命。为此，美国要告别“霸权”思维，不要误判中国。同时，作者特别强调，中国崛起，必须突破美国霸权遏制，除了经济上崛起，军事上也要做相应准备。解放军能打胜战是根本。因为美国遏制中国是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

　　◎ 作者简介

刘明福，国防大学教授，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先后在作战部队、济南军区政治部、国防大学工作，曾获得“刘伯承科研成果特等奖”，有《解放军为什么能赢》等著述多部。其2010年出版的《中国梦》输出多国版权，影响很大，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有专门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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